1979年11月25日凌晨3点30分左右，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渤海湾迁移井位的拖航作业途中翻沉。船上74名职工除两人获救外，其余72人全部遇难，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700万元人民币。这一建国30年以来石油系统最为重大的死亡事故，在世界海洋石油勘探史上也是少见的。事后查明，这是一起典型的因官僚主义违章瞎指挥造成的重大责任事故。

　　事故发生后，该局领导竟把“丧事当作喜事办”：隆重召开遇难同志追悼大会，提出追认英雄烈士，并命名“渤海二号”钻井队为“英雄钻井队”，企图以此来掩饰自己的错误。石油部主要领导也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首都几家新闻单位顶住巨大压力介入事故调查，以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神圣的使命感，历经八个月的共同努力，终于得以将这一起重大责任事故的真相和石油部主要领导在这一事故上的错误态度和做法公之于众。

　　1980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和《工人日报》同时发表有关“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的消息。《工人日报》还发表该报记者采写的通讯《“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说明了什么》，尖锐地指出：

　　这次事故决不是偶然的，而是领导上长期不重视安全生产、不尊重科学、不严格执行规章制度的必然结果。

　　紧接着，《工人日报》和《人民日报》又连续发表评论、文章和读者来信，光《人民日报》就发表各类文稿20余篇。中央和地方其他各报(如《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和《中国青年报》等)除刊登新华社电讯稿外，还采用社论、评论、通讯和专栏等形式连续报道。

　　随着事件的发展，《人民日报》还于8月23日发表题为《从渤海2号事故看石油部的领导作风》的记者述评，批评石油部主要领导对待事故的错误态度和做法。

　　“‘渤二’沉船事件揭露于众，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需要恰恰相吻合，便充分显示了它的价值功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影响与效果。”(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第42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消息和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异常强烈的反响。各新闻传媒在随后的大量报道中谴责石油部领导的错误，强烈呼吁按照党纪国法严肃处理事故责任者，确实保障职工在生产过程中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保证国家财产不被践踏。“渤二事件”报道引起国务院领导极大重视。在强大舆论影响下，国务院做出决定，严肃处理“渤海二号”翻沉事故的责任人。

　　8月25日，新华社报道了国务院关于处理“渤海二号”事故的决定：解除石油部长宋振明的职务，并给予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康世恩以记大过处分。报纸还迅速报道了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渤二”事故案直接责任者判处徒刑的消息。

　　国务院的这一决定在各条战线引起巨大反响。纷至沓来的读者来信反映：部长解除职务、副总理记大过、国务院公开检讨，这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说明党和政府决心严肃法纪，厉行民主，四化建设大有希望。

　　据不完全统计，两个半月的时间里，相关报道达2000件左右。

　　新闻史家认为，关于“勃二事件”的报道，实现了批评报道特别是突发事件新闻传播的三大突破：

　　首先，突破了对重大事故(包括责任事故)和重大决策性错误不公开报道的做法。国务院在关于处理“渤海二号”事故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一切重大事故均应及时如实报道，不得隐瞒和歪曲。这为后来新闻传媒及时如实报道重大事故开辟了道路。“从此，新闻媒介对后来发生的重大事故，如大兴安岭火灾，上海甲型肝炎流行，铁路、民航、航运等交通事故，均作了及时如实的报道。”(《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三卷第464页)

　　其次，突破了对先进典型的缺点错误不公开批评的做法。长期以来，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先进典型被神化。谁要是指出他们的缺点、错误，就会被指责为“砍旗”或“抹黑”。本次报道冲破了这一“禁区”，不啻为人们提供了正确对待先进典型的范例。

　　第三，突破了对高级干部的错误不公开批评的做法。“勃二事件”的报道，涉及从部长到副总理的不少高级领导人。

　　“新闻媒介关于‘西水东调’和‘勃2事件’的报道，对经济战线的拨乱反正和经济体制改革，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威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提高了新闻媒介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激发了广大新闻工作者正确开展批评报道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这两次报道的成功，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取得的。同时，新闻工作者解放思想，深入调查，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地进行报道，都是这两次批评报道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三卷第464～4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