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陈贲(左四)与好友(左起)翁文波、童宪章、张锡龄等在玉门油矿勘探室门前合影。但好友们并不知道，这时的陈贲已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中共老君庙地下党支部主要创建人王道一，离休前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印钞造币公司副总工程师，现居上海。此照片后王老手迹———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春风啊，春风啊，你把我吹绿。阳光啊，阳光啊，你把我照耀。”

　　这是我最爱唱的歌，录此题我八十八岁小照。多灾多难的老头王道一二OO五年十一月八日

　　1939年8月11日，位于老君庙北15米处的玉门油矿第一口油井钻至115.5米，自喷出油，日产10吨。这一消息传遍大后方的时候，也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注意。是年冬天，中共长江局川东特委决定派遣地下党员王道一潜入这个大后方最大的工矿企业开展工作。

　　玉门油矿解放前是否有过中共地下党组织，一直是个围绕石油史学家的谜，上世纪70年代电影《创业》上映后，这个谜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按照阶级斗争的观念，玉门油矿的护矿斗争应该由共产党员去组织领导，而实际上又找不到共产党员的影子。我曾经问过解放初期到玉门油矿工作的老同志，他们均不曾听说过地下党之事。就在我为写作《大漠无情》一书而对玉门老油人进行采访的初期，也没有听到这方面的信息，即使是像邹明这样领导了护矿斗争的头号人物，对地下党之事也茫然不知。因此，我便不再探索玉门油矿地下党之谜了。

　　一天，我采访赵宗仁老人，他突然对我说了一句：“王道一是解放前的玉门油矿地下党员。”我的心不禁怦然一动。虽然全然没有准备，但在那一瞬间我决定就此事追索下去。

　　王道一在玉门老油人中的绰号叫“老道”，人飘逸而超然，与我书信往来的第一回合，便相互成了忘年之交。当然也是我的真诚感动了他，使他在以后两年时间里给我写来了玉门老油人中最多的文字，中共老君庙地下党支部之谜也随着他的来信逐渐揭开了面纱。

　　1939年8月，当老君庙一号井出油的消息传遍大后方的时候，也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注意。是年冬天，中共长江局川东特委决定派遣党员潜入这个大后方最大的工矿企业开展工作。

　　担任中共川东特委三峡实验区特区工区区委宣传部长的王道一，此时正在资源委员会矿室工作，自然成为潜入老君庙的最佳人选。

　　王道一在潜入老君庙之前，工区区委书记刘渝明向他交待任务时，曾对他谈了两件最为重要的事：一是进入矿区后，会有一个自称“张文森”的人来接关系；二是倘若接不上关系，可一面找党，一面建立党支部，单独战斗。

　　1939年年底，王道一经张心田介绍进入老君庙，公开的身份是“试用技术员”，在老君庙旁的炼油房值班炼油。

　　几乎在同一时期，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任石油总地质师的陈贲从中央地质调查所调到油矿地质室工作。不久，又有一个叫刁德顺的从酒泉气象台来矿上作杂品库管理员。陈、刁二人见面后非常兴奋。王道一后来了解到二人原来都是清华大学的校友，一起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并且一起加入中共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王道一从而了解了他们的政治倾向。

　　在以后在深谈中，很快三个人都亮出了自己的身份。刁德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延安抗大毕业后，随中共甘肃省工委书记孙友民进入甘肃，潜伏在酒泉气象台工作。陈贲自“一二·九”运动后，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追随者，虽然几经坎坷，信仰从未改变。

　　1941年4月，刁德顺、王道一在杂品库刁德顺的宿舍内，为陈贲举行了入党仪式，随后成立了中共老君庙油矿党支部，刁德顺任书记。

　　“张文森”一直没来接关系。1942年夏，党支部决定乘陈贲出差兰州之机，冒险到八路军办事处接党的关系。到兰州后，陈贲找到东梢门八路军办事处，经交涉，见到一位穿灰色衣服的老者。据推测，这位老者很可能是当时任办事处负责人的谢觉哉。陈贲向老者详细汇报了玉门油矿地下党支部的情况，请求办事处帮助接通与甘肃工委的组织关系。老者听完汇报后，表示不接受“红色联系”，请陈贲回去。这明显是为提高警惕，防止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破坏。陈贲实则已完成了任务。

　　两个月后，中共甘肃工委书记孙友民派省委组织部部长赵振雄来到了老君庙。在听取刁德顺的汇报后，即代表中共甘肃省工委批准中共老君庙油矿党支部的成立，并正式任命刁德顺为书记。指示党支部要按照中共中央对敌战区和国统区地下工作的“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原则进行工作。

　　赵振雄的到来，给了党支部极大的鼓舞。但始料不及的是，赵振雄回省不久，甘肃党的组织即遭破坏，省委全部撤回陕北。党支部想尽一切办法接关系，都未能实现。直到40年后，王道一才知道，当时根据中央指示，停止了甘肃党的所有联系，孙友民、赵振雄回延安后，也由于康生在整风运动中的“扩大化”被关入牢狱，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获解脱。与党支部直接联系的赵振雄解脱后，派往东北工作，再也没回甘肃。

　　虽然党支部与上级失去了联系，但凭着坚定的政治信仰，没有停止活动。1943年，党支部发展了孙馨沛入党，1949年，又发展了申松昌、冯承翌、赵志澄三位同志。

　　1944年，刁德顺回新疆料理父丧，由王道一代理书记。同年，陈贲被派赴美学习。抗战胜利后，王道一调上海中国石油总公司工作，支部工作交孙馨沛负责。陈贲留美实习归国后，也留在了上海中国石油总公司。

　　在玉门油矿解放前夕的护矿斗争中，由于老君庙地下党支部得不到上级党的指示，无法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开展工作，而没有表现出多大作为，这也使得邹明只有越过千山万水，到香港去寻求共产党的援助。但陈贲和王道一积极参加了上海中国石油总公司的护产斗争。尤其是陈贲，在上海解放前夕，接受石油总公司中共地下党的领导，掩护地下党的同志，并受党的委托，做护产的联络工作。他还利用自己在工程技术人员中的影响，做不去台湾的工作，使得总公司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基本留在了大陆。

　　全国解放后，由于老君庙地下党支部与上级党中断了联系，并且找不到单线联系人孙友民、赵振雄，而没有被党组织所承认，但党支部成员都在各自单位重新入了党，尤其陈贲，不但成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批党员，而且肩担重任成为石油工业部的第一任总地质师。

　　可是，老君庙地下党支部这段历史终究没有结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就不能不被附之各种说法。“脱党”便是其中之一，直至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一种与“叛党”相似的罪行。党支部的所有成员受尽了迫害；陈贲1957年被错划为“极右派”，文革时更是在劫难逃，含冤死在了青海冷湖。

　　逃过文革劫难的几位老人，望着镜中的白发才意识到，洗去身上的屈辱，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事情，而且是维护党的荣誉，维护党领导工人运动历史的大事。

　　上世纪80年代，他们像40年前一样开始了再次“找党”。在中央组织部及地方党委的帮助下，历尽周折，找到了孙友民、赵振雄。孙友民现名孙作宾，解放后任甘肃省省委书记；赵振雄现名为王实先，解放后任江西省副省长。经他们证明，老君庙地下党支部成员的党籍全部得到了承认。

　　这就是“中共老君庙地下党支部”的谜底，既没有电影《创业》中刻画的叛徒，也没有惊天的伟业，但却映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在困苦的环境中，坚定信仰，不屈不挠的精神。(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